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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趣味历史冷知识，只有1%的历史大神知道！
明清：婚前要检验女子贞洁
明清婚俗婚前验处。明清时期贞洁观念强烈，近乎至酷。女子出嫁时，女方往往派人到夫家打听消息，如果洞房第二天鼓乐喧天，则证明新娘通过了夫家检验，婚礼会一切照常进行。
否则不但不举乐，新娘还会被送回女方家，并索还聘礼，赔偿男方所有开销。女方家也会感到非常丧气，而这位新娘想要再嫁，恐怕已是不可能了。 (《右台仙馆笔记》)
剿灭太平天国差点没曾国藩什么事儿
民族英雄林则徐晚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当时林则徐刚刚接到咸丰皇帝的圣旨，重新起用他总督广西军事。他在从福建老家赶往广西上任的途中，路上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林则徐差一点点就成为镇压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角
明代：骂人有可能被判死刑
明代骂人触犯《大明律》，最严重的可以处以死刑。
举个例子，一般朋友、陌生人关系，骂人判处笞10。也即任何人骂人，如果被告，就最起码要受笞10，这可能会导致皮开肉绽。再如以亲属家庭关系为例，最严重的是骂自己父母、祖父母，也即骂直系长辈，只要长辈一告，就可以处以死刑，但长辈也可以央求从轻处罚。
如果是骂自己直系长辈以外的尊长则处罚比较轻，但也十分严厉：骂外祖父母、伯、叔、姑母之类，可以处罚1年徒刑加杖60；骂亲哥哥、亲姐姐的，要杖100；
百姓骂官吏也要最高处以杖100的刑罚。
元朝伯颜：历史上官衔最长的人没有之一
官衔最长的人是元朝中期权臣伯颜，他权柄最盛时的官衔是：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达剌罕、中书左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比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斡罗斯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尔、领隆翔使司事。
最正宗的中国情人节：不是七夕！
虽然七夕和元宵都声称自己是中国版的情人节，但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版情人节的节日叫上巳节，日期是三月初三，在这一天男女相约出游，互赠芍药。
传统的上巳节在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也是祓禊的日子，即春浴日。上巳节又称女儿节。 上巳节和花朝节一样，正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上巳"最早出现在汉初的文献。《周礼》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据记载，春秋时期上巳节已在流行。
上巳节是古代举行"祓除畔浴"活动中最重要的节日。《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形。
然而，宋代以后，理学盛行，礼教渐趋森严，上巳节风俗就在中国文化中渐渐衰微了。
看看古人吃什么，就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幸福了！
至晚在周代之前，中国没有今天意义上的面食，在青海曾经发现过4000年前已经炭化的面条，但是那是用粟，也就是小米制成的。 在汉代之前，不可能有葡萄酒，因为没有葡萄。“苜蓿随天马，葡萄出汉臣。”
葡萄（当时称作蒲桃）是由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 而酒类在中国的发展是按果酒——榨制酒（黄酒）——蒸馏酒的顺序进行的，在葡萄没有出现之前，中国人喝的酒大多数是梅子酒和米酒。在南北朝之前中国不存在茄子。
在隋唐之前，中国不存在莴苣和菠菜。这些植物是从波斯和地中海地区传来的。 在宋代之前中国不存在西瓜。在西瓜出现之前，因为藕有微甜味，人们还用藕来作为冰镇水果，也就是“调冰雪藕”。
在元代之前中国不存在胡萝卜。这是由波斯引进的原产于北欧（有人认为是原产于中亚）的胡萝卜。在明代之前中国不存在马铃薯、红薯和玉米。而辣椒也是清朝才开始引入的。
妇好：首次面对外来文明用铁血捍卫华夏民族生存权
古印欧人是大约6000年以前生活在乌克兰平原上的原始民族，是今天欧洲人和浅肤色印度人的共同祖先，随后兵分三路，征服世界。
其中，一支南下来到印度，征服了高等文明印度原住民（深色皮肤），建立种姓制度，世代为统治者。一支西进到伊朗，同样征服当地人。一支东进，穿过河西走廊，来到黄河流域。
这时，中国正值商朝武丁时期。面对强大的威胁（古印欧人是好战的游牧民族，还掌握了当时的高新技术-冶铁），武丁命令妻子妇好率领13000人的军队出征，战争持续三年，最终大破之，彻底驱逐。
由于古印欧人长相怪异（在华夏人眼中）、生活粗陋，称之为“鬼方”。幼年期的中华文明没有像其他的几大古文明一样被征服、被抹杀。
这是中华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初生的华夏文明最危险的一刻，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我要说的这个冷知识，是关于宋朝的。以仁孝治天下而称颂于世的宋朝，却流行着一种极不光彩的人伦恶俗：生子不育，即所谓的“不举子”。
01 关于宋朝生子不育现象的记载在封建时代，生子不育现象本来大多发生在大饥荒或战乱等非常时期。但这种现象，在宋代却演变成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风俗，并盛行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
对这一现象，苏轼就曾做过详细的记录。比如，他在荆湖北路就发现：
“岳、鄂问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的苏轼也见到了这种现象：
“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
苏轼知杭州时，在江南东路也发现：
“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基，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
在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婺源，更是“（人）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毗邻福建路、江南东路的两浙路，是宋代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弃婴之风不亚于福建路，浙东路更是“衢、严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02 生子不育产生了多种社会问题宋代生子不育风气的盛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其一，严重影响了宋代人口的自然增长。据统计，1139年，宋朝共有72256户，丁111394口，平均每户一个半丁。后南宋采取措施后，到1186年，户数达到80867户，丁数增加到175903口，平均每户两丁有余。丁数比1139年净增64509人，丁口增长率平均每年为12%。反过来看，足以说明生子不育风俗对宋代人口增长率之影响极大。
其二，增加了宋代刑事讼诉案件，影响了宋代社会秩序的安定。
这方面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由人口掠卖而引起的案件。在封建社会，上层阶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需要大批童男童女作为他们驱使的奴仆。不举子风俗严重的地区，因大量幼婴被弃，造成这种性质的劳动力来源紧缺。而他们的享乐生活又离不开这些人员，于是不惜高价购买奴婢，从而导致诱掠贩卖人口活动猖獗，使诉讼案件增加。
其次，因不举子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也使宋代诉讼激增。“生子既多不举，其无后者则养他人所生子以为息。异日，族人或出嫁女，争讼其财无虚日”。比如王得臣在福建路做转运使时，所判此类案件，“日不下数人”。
其三，不举子之风败坏了宋代社会伦理道德，因而士大夫们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伤天理之和，灭人伦之大”，要求朝廷严刑禁止。
03 宋朝廷针对这一恶俗所采取的制止措施对于这种恶俗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宋朝廷不但清楚地看到，而且也曾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
一是严禁弃婴，制定法规进行制约。北宋时规定：“故杀子孙，徒二年”。宋徽宗大观年间又下诏令，认为不举子之俗“残忍薄恶，莫比之甚，有害风教，当行禁止”。其余有不举子风俗的地区，如荆湖南北和江南东路等路分，也与福建路“一等立法”。
南宋高宗时，多次申严荆湖福建士民不举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觉察”，如发现有“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1205年，宋廷又“申严举子弃杀之禁”。
二是颁布胎养法。
据《两朝纲目备要》载，1195年宋朝修胎养令，赐胎养毂，诏诸路提举司相度施行。与胎养令意义相同的是，规定在孕妇妊娠期内，免除其丈夫的徭役，生子后并支给举子钱米。
早在1138年，宋朝就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的贫困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育者，每人支给免役宽剩钱四千。l141年又规定：
“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候生子口，无问男女，第三等已下给义仓米一斛”。
三是设立举子仓和置举子田，以资助贫困之家养子。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政府在不举子之风最为严重的福建路建、剑、汀州和邵武军都设有“举子仓”，以社仓所收二分息米和不济僧寺租米岁入“举子仓”，以赈济生子而养不起之家。
宋朝廷又将没入官的民户寺观已绝田产又予住卖，作为举子田，租与佃农，以其收益归入举子仓。宋政府下令在不举子风俗盛行地区的没官田产免行出鬻，即所谓的“官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
四是立养子法，准许没有后嗣的民户领养弃遗幼儿为嗣。规定遗弃小儿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收养人之姓。“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即用法律确保收养者与养子之间的父子关系，以鼓励人们收养遗弃幼婴。
不过，尽管宋朝廷做了很大努力，申严劝诱，纤悉备至，但生子不育的风俗愈演愈烈，禁而不止，原因何在？
04 生子不育风气流行的原因宋代生子不育风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宋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人口增长问题上的反映。封建社会的物质生产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农业生产是在土地上进行的。然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在可耕地开垦完毕，而经营耕种方式又没有改善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会出现人口过剩的现象。
宋代的社会生产得到了空前发展，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人口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衍，据统计，宋代人口首先突破一亿大关，达到一亿四百多万人，比汉唐人口最高额增加一倍多。人口的增长反过来对社会生产起着积极的推动作。
以垦田为例，人口增加最快的东南地区，其耕地开垦得也最彻底，以至于“江南东西无旷土”，两浙路“无寸土不耕”之地。
宋代耕地面积虽然在人口增长的同时不断扩大，但是，随之而来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宋代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虽比汉、府倍增，但仍然满足不了人们对生活资料的需求。据《宋史·食货志》载：
“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荆湖北路则是“鄂州之民生子，计产投入，有余则杀之火抵类闽”。
这说明，人口超过生产力增长速度不能保证维生必需的生活资料供给，乃是宋代不举子风俗盛行的基本原因。
在宋代封建政府不仅承继了以往各种苛捐杂税，而且又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在承继以往的苛税中，丁赋成为广大农民的沉重负担，宋之丁赋承继五代，而以东南地区最重。即使宋代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宋高宗就曾说：
“民户重困，无甚于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
宋代的繁重赋税是生子不育现象演变成风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过，生子不育之风并不只盛行于贫困之家，而且也蔓延于衣冠富户和封建士人之间。据《龟山集》记载：
“闽之八州……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虽士人间亦为之，恬不知怪……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在封建社会，人们普遍具有浓厚的多子多福思想，但宋代的富室、士人为什么要生子不举，“继嗣无双髫”呢？宋人把溺杀婴儿的原因归结为“蛮陬地瘠狭，世业患不饶，三女奁分赀，生男野分苗”。其实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其终极根源在于生产力的不充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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