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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控制----法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管理思想论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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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创始人可以上溯到管仲、李悝，真正的奠基者是商鞅以及申不害，集大成者则是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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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学与老学有相似之处，它也是为君主出谋献策的，并且也像老学一样要求君主唯“道”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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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老学所注重的是“道法自然”，即“道常无为”的“玄德”品格，以及由此推引出来的“圣人抱一”的“上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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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抱一”的“一”，即“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一”，是指不显露自己的智能，使别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对其捉摸不透。“抱一”，就是指保持住这种“大智若愚”的状态，永远显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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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学所注重的则是“道无双”（《韩非子·扬权》。以下凡引《韩非子》，只注篇名。）的独一无二、支配一切的至上品格，由此强调“明君贵独道之容”（同上），要求君主体现“道无双”的特点，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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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国家管理问题上，韩非所特别重视的是管理的控制职能，所以主张法治。所谓法治，就是对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整体进行控制，它属于管理控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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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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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是，主张“法”、“术”、“势”相结合。这里“势”所涉及的是控制系统问题；“法”所涉及的是控制标准问题；“术”所涉及的则是控制手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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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看来，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必须同时具备“法”、“术”、“势”三个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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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韩非的管理学说作为一种控制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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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管理问题上，法家向来重视对国家组织制度的改造，这是其在先秦百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例如，商鞅变法的重点，就是在于打破传统的宗法血缘世袭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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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重视制度革新或制度重构的法家传统，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同上）这一建构大一统封建国家组织制度的理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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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国家组织制度模型，不仅要求把郡县制推行于“四方”，使“四方”统归中央政府管辖，更要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现君主专制独裁统治。韩非认为，只有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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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重视管理控制而言，韩非所提出的上述制度模型，其实也就是他为形成之中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所设计的一种可资实现对这个国家有效控制的理想控制系统。这个理想的控制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执要”的控制中心。韩非所讲的“势”或“势位”，就是指这个控制中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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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即是说“势”是制服国民的凭借。韩非认为，任何一个平常之人，如其占据了国家控制中心的位置，他便可以制服其国民，即使像桀这样的不肖之徒，得了势，也“能制天下”；反之，像尧这样的圣贤，不得势而为匹夫，则“不能正三家”。（参见《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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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其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这便是其管理学说中关于“势”的思想的本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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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韩非的管理控制思想，是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其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远胜过了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这显示了其崇尚客观理性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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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固然特重“势”的作用，但他不同于慎到（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而是主张把“势”跟“法”结合起来的，认为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发挥其各自的效用，故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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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势”是实现有效控制在组织制度（控制系统）方面的保障的话，那末，“法”就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确立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控制过程中，对所涉及到的人的具体行为或工作情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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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实行控制而没有“法”（控制标准），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犹如工匠造车，“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同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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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要众人遵守执行的，故“法莫如显”。必须将“法”公布于众，使之家喻户晓，以至“境内卑贱莫不闻知”（《难三》），如此使众人皆知应当如何行事，才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否则，“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难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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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众所周知应当如何行事，更必须“擅其法”，“一其宪令”，使他们明确无疑地知道该何去何从；否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就会使一般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为奸滑之徒利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悖）”的矛盾情况，提供了“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的渔利机会。（参见：《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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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有了明确而统一的“法”，才可以“循名责实”，按其规定的标准来考核众人的所作所为，以便运用赏罚来纠正所发生的偏差，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是，要保证“法”的贯彻执行，尚须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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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就是“知下”即了解和洞察民情的方法，也就是收集和获取有关控制的信息或情报的手段。韩非论“知下”的意义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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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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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用术”有两个方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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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控制人结党营私而导致其行为与预期的控制目标和控制标准发生重大偏离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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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为了准确无误地掌握被控制人的行为或工作情况，以便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采取恰当的赏罚措施来鼓励或矫正之，从而卓有成效地将被控制人的行为引导到预期的目标和标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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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韩非把人看成都是生来就“恶劳而乐佚”（《心度》），而且无不计利自便（参见《六反》），绝不肯做“害身而利国”的事（参见《饰邪》），所以他认为，“怀于义”而心甘情愿接受控制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人则是“服于势”才勉强接受控制（参见《五蠹》），即所谓“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备内》），故他们在骨子里对于控制是极其反感的，并且总是千方百计试图摆脱控制而自行其是，这样，暗中图谋私利的“奸情”，便在所不能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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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所提倡的“术”，就主要是被用来“察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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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控制行为来说，所谓“奸”，就是其应当掌握而又尚未了知的那些程度不同地背离了控制标准和控制目标的客观情况。毫无疑问，尽可能及时地了解和掌握这类情况并予以纠正，正是管理控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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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知奸”必须依靠“术”，而“术”的主要内容，则在于“因人以知人”（《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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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言之，所谓“因人以知人”，就是说，“知奸”不能只靠主管者个人的智能，对于主管者来说，如果“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得奸者寡矣”（同上），这不仅是因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更由于“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有度》）。故“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难三》）？个人的智能总是有限的，一人决不敌众人，自然也不足以尽知众人，这道理就如同“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同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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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正如须用“因物以治物”（同上）的逻辑类推方法，才能“遍知物”一样，欲尽知众人，也只能采用“因人以知人”的办法，借助于别人的耳目闻见（间接经验）来获取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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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包括了“赏告奸”的内容，即利用收买奸细告密，而侦得奸情。这种不择手段的察奸伎俩，自然是不可告人，也见不得人的，所以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同上）；“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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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来说，韩非所谓的“术”，还包括“叁伍之道”，因为他把“不察叁伍之政”看作也是“无术”的一种表现（参见《难三》）。所谓“叁伍”，就是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分类和比较研究。这实际上是主管者在“因人以知人”的过程中，对通过别人所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加以其个人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以辨其真伪，明其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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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把“法”和“术”看作是主管者由以实施控制的两大法宝：“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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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控制理论表明：要对被控制人的实际行为或工作情况做出准确的测量，必须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作为依据；而制定这种标准和进行这种测量，正是控制活动中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定标准还是作测量，都存在着一个信息沟通的环节：“布法于百姓”，是信息的传递（管理者向被管理者传递信息）；“用术以知奸”，是信息的反馈（通过管理者自身的能动活动来实现）。由此可见，韩非对信息沟通对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已将其纳入了管理控制的范畴。
中国社会思想史和西方社会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有什么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儒家。
儒家兴起于春秋战国，这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具体思想你可以去查。
秦国统一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陷入危机。
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到了东汉，官学兴起。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道、佛两家兴起，儒家地位受到影响。
北宋时期，理学兴起，儒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主要代表人物张载、周敦颐、二程。
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提出了心学，儒学又一个发展。
清代黄忠曦、顾炎武等人批判儒学。
具体思想你可以进行百度搜索。
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历程中有哪些代表人物
中国：历来都是讲究集体主义利益，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发展道路的确立结合易经文化的包容性形成现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汉族文化中家天下的思想更是巩固了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
西方：信奉上帝，人人平等，不分长幼辈分一律平等，在近代结合百家争鸣因素强化了个人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易经文化中集体主义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发展中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导致了东欧剧变的根源，苏联解体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也就等同于中国与西欧的区别。
中国思想史最好的一本
一、“礼”、“仁”、“义”的理财观礼，即周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贵贱有序。孔子视“周礼”为尽善尽美的圭臬，是国家、社会各个方面运行的根本规律，是其毕生追求的“大道”和“正道”。在春秋后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兴起，致使奴隶制度下的“礼”遭到严重的破坏。面对这种局面，孔子认为必须讲究“仁”与“义”才能“复礼”，因而，孔子一方面反对一切破坏“礼”的行为，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推崇“仁”与“义”，希望人们通过重新温“仁”、“义”之故，以知“周礼”之新。据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因为言“利”会影响孔的“仁”与“义”的精神形象，但是孔子绝非不言“利”，只是言之有分寸，这个分寸就是不能越“仁”与“义”的界限，不能逾越“礼”的范围，也就是孔子讲究理财是在“仁”与“义”的基础之上。孔子主张，理财要区别对待，君子晓之以“义”，自会有财，小人不懂理财，要由君子为之理财，而国家之财不必着意去理，只要不进行改革，而按照“礼”、“仁”、“义”的规范去做就可以了，这就是孔子的理财观。二、“敛从其薄”的财政收入主张孔子从“礼”、“仁”、“义”的规范出发，在财政收入方面主张“敛从其薄”，支持“籍田以力”，反对鲁国的“初税亩”和“相地而催征”的征收法。“初税亩”也就是“履亩纳税”，根据土地的数量缴纳赋税；“相地而催征”则是根据土地的面积以及肥沃程度征税。二者实质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取代了西周的井田制和“籍田以力”的赋役制度。在孔子看来“籍田以力”，是用劳役地租的形式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这样最能保证“礼”的威严，维护“国”与“家”的稳定，保证“君子”与“野人”的有序。“初税亩”和“相地而催征”的征收方式正是孔子深恶痛疾的“礼崩乐坏”。“季孙欲以田赋”，并派专使去请教孔子，孔子当面不予回答，等到使者走后便对弟子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这句话说明，孔子反对以土地作为赋税的征收对象，以为这种法不合于“礼”，不合于“礼”的征收法就是“贪冒无厌”。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样的征收法才合乎于“礼”、合于“周公之典”？《论语》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去皿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显然，孔子所说的“敛从其薄”、实质上就是反对以田为征收对象的制度，而恢复井田制度下什一而税的彻法，当然更反对征收十分之二的税收。同时，在得知冉求为季氏理财，孔子大光其火，“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击之可也。”这句话一是抨击冉求为季氏聚敛；二是季氏的富有是因为季氏征收赋税的税率为十分之二，比周公增加了一倍；三是由于冉求为季氏理财，致使一个贵族的财富超过了周公，这不合于“礼”的规定。因此，孔子痛骂冉求。总之，孔子认为“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三、“节用”的财政支出主张孔子极力推崇的“礼”是以“温、良、恭、俭、让”为内核的，其中“俭”就是“节用”，这也是“仁”在孔子财政主张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体现，甚至是对后世整个儒家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是符合“仁”这个总原则的。节约财政开支，爱惜民力，役使百姓不要耽误农事，都是仁政在财政方面的具体措施。孔子从不否认国家收入与支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孔子并不崇尚“法制”，他选择“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方式，即以“道德”和“周礼”共同来管理国家财政支出活动。在祭祀礼仪活动上孔子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祭祀在封建国家是十分重要的活动，在此方面的“俭”可见孔子对“节用”的推崇备至。孔子对主张“节用”的人也十分赞许，“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要修建新的金库，孔门弟子闵子骞说，仍用旧的怎么样，何必建新的呢？孔子称赞道：这个人平日不爱讲话，一开口一定很中肯。高度的称赞也能看出孔子对“节用”的支持。在物质条件相对有限的春秋时期，孔子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极力反对奢侈，他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足见孔子已经将“节用”的主张提高到了人的道德品质层面上。奢侈腐化、挥霍人民血汗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但少数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自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贪欲。统治阶级奉行“节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济的稳定还是有好处的，客观上有利于国力的增强、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四、“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主张在回答弟子子贡关于如何处理政事的问题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在民食与军备之间，孔子是将民食放在第一位的。他认为首先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其次才谈得到保证军备需要。而当时的传统观点则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证军备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也应该是财政的基本原则。孔子明确地将保证军备需要放在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之后，是财政思想史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观点的形成与孔子早年长期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了解劳动者的疾苦是分不开的。孔门弟子冉求所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实际是孔子的主张。意即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有充足的税源；如果将百姓盘剥净尽，则财政收入亦无保证。孔子认为让百姓得到温饱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富裕对统治者来说是惠而不费的事。孔子行经卫国，见其人口众多，不禁脱口赞道：“庶矣哉！”冉有问遭：“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道：“富之”。此外，孔子还说过：“所重：民、食、丧、祭”，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孔子藏富于民的思想。除了“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主张，孔子又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在孔子看来，不管国家财富在分配数量的多寡，分配结果一定要保证公平，如此才能民悦成服。子贡问政与孔子，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可见，孔子不但注重国家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注重收入分配方法的协调性与持续性，“欲速”的慎重选择和“小大之利”的辩证判断，本质上是在探索一种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方法。
中国思想史最好的一本介绍如下：
中国思想史最好的一本因人而异，具体介绍如下：
《中国哲学史纲要（上）》。全书共分绪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章。全书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以具体的哲学问题为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思想通史》。全书共五卷，第一卷为先秦时期，第二卷为汉唐时期，第三卷为宋元明清时期，第四卷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时期，第五卷为近代启蒙思想时期。全书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以具体的哲学问题为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哲学小史》。全书共分为绪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六章。全书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以具体的哲学问题为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思想史十讲》。全书共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卷。全书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以具体的哲学问题为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
总之，以上四本书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经典之作，各有特色，各有优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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